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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军慧说，对于青少年而言，12岁是一个分水岭。这个年纪，他们要面临小升初考试的压力，升入初中后，又会面临适应新环境、处理新的人际关系的压力，学业压力也更大，如果不能很好应对这些压力，就可能会出现心理问题。另外，从生理上来说，12岁也是青春期的开始，是体内激素水平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，他们在外形上越来越像大人，但心理成熟度却不足以应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。

让家长从“接纳孩子”到“改变自己”并非易事。安定医院院长、抑郁症治疗中心主任王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，一些家长有一种奇怪的心理，好像疾病不是发生的，而是由医生“发配”的，只要不看医生，就可以当作没有疾病。有的家长来找他并不是为了给孩子治病，而是希望他宣布孩子没病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告诉孩子，专家都说你没病，你要好好学习，不要瞎想。这种心态的本质是父母担心孩子确诊了精神疾病，就被扣上了一顶帽子，他们感受到社会对抑郁症的污名化，由此产生了病耻感。

陈旭说，家长需要正视抑郁障碍这种疾病，既不要轻视，也无需恐慌。不能轻视，那是因为50%以上的精神疾病首次发病是在青少年时期，无需恐慌，那是因为在这个时期，往往处在疾病发生的早期阶段，早期识别和规范干预能够预防疾病发生和慢性化，只要通过充分治疗，保证病情稳定的情况下，所有孩子都有很大希望恢复到健康状态。

“那时儿科患者两极分化，一部分是多动症、抽动症等神经发育障碍患者，门诊就能处理。另一部分则是重症患者，比如精神分裂症。”陈旭介绍，2018年，安定医院儿科的年门诊量已达六七万人次，病床从20张增加到57张，一周之内就收满了，此后，再也没有不满床的情况。从那一年开始，安定医院儿科患者开始激增乐鱼·app(leyu)，去年门诊量已达10万人次，病床也增加到了80张，依旧是一床难求。

“随着社会发展，学校对孩子的包容度也越来越小。‘课间十分钟不自由’现象、频繁叫家长、开家长会，还有课业负担就不必说了……这些都会增加孩子的压力，而压力对人的影响是倒U字型的，适当压力对孩子的心理发展有促进作用，但压力过大就会起反作用，这种压力在他们这个心理年龄又无法解决，就可能会导致各种情绪问题和行为问题。”何凡说。

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吴金兰教授团队2019年在《柳叶刀·精神病学》的文章，中国儿童精神科医生稀缺，全国儿童精神科医生人数不足500人，且分布极不平衡。多位医生表示，在当年来看，这个估算只多不少，但现在的准确数字很难估计，主要是中国还没有建立独立儿童精神科医师执业体系。即使是像郑毅、何凡，他们的医师资格证也只写着“精神科医师”。

这从历年来国家制定的多项政策法规就能体现出来。比如，2019年12部门联合印发《健康中国行动——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（2019—2022年）》提出，到2022年底，要基本建成有利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社会环境，形成学校、社区、家庭、媒体、医疗卫生机构等联动的心理健康服务模式；2021年6月修订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：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教育，建立未成年人心理问题的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机制；2023年，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《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（2023—2025年）》提出的工作目标是“健康教育、监测预警、咨询服务、干预处置“四位一体”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更加健全乐鱼·app(leyu)，学校、家庭、社会和相关部门协同联动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格局更加完善。

一位儿童精神科医生表示，从公共卫生视角，他们想做很多事情，但往往想做的越多，挫败感就越多。“我们想做一些早期筛查，把那些高危孩子筛出来乐鱼·app(leyu)，做提前干预，从而减少疾病的发生和发展，但学校不愿跟我们合作，所谓的联动完全谈不起来。从政策上来看是非常重视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了，但具体执行层面存在很多困难。比如，多部门协作时，谁听谁的，谁去统筹呢？”

郑毅表示，医教合作应该是整体上的合作，职能部门的责权应该如何划分、如何调动医生的积极性，以及在早筛过程中发现问题后该如何帮助孩子，这些都应该在制度层面有所保障。“这样才能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机制，而不是现在少数医生靠私人关系、个人兴趣推动工作。”郑毅说。（文中李婷、陈蕊、张叶、赵悦、徐涛均为化名）​​​​